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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罗5:3-5
 
 
 
 
 
 
“文革”后十多年同丁主教在一起的日子里
2012-11-23  |  阅读:  |  来源:《金陵神学志》1995/3-4 作者:中国基督教协会原会长 韩文藻
 

  早在40年代初,当我就读于之江大学时,丁主教就是牧养我们的上海学生礼拜堂的牧师。从60年代初起,参加金陵协和神学院工作后,我与丁主教有较为密切的往来,迄今已有30多年。我只想就“文革”后十多年与丁主教同工期间的一些感受,简录于后,与读者共享共勉。

  “文革”结束后四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宣告成立。十多年来,它会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建设教会、增进同普世教会的联系,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公认的成就。这些成就同丁主教在关键性时刻提出的指导性的观点和意见是分不开的。

  1956年,吴耀宗先生为建设我国教会提出“三大见证、十项任务”。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左”的思想抬头,未能得到实现。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建设教会”的任务由丁主教再度提出,并辅以新内容,不仅要坚持三自原则,还要治好、养好、传好。它给全国教牧同工和广大信徒指明了方向,使各项圣工日益发展。

  “不论信徒在哪里聚会敬拜,在教堂里,还是在家庭里,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丁主教提出的这一观点字数虽不多,却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它开扩了我们的视野,明确了我们的使命,对安于现状者和仍为“左”倾思想影响所困扰者是一副清醒剂,大大有利于促进我们基督徒在走向合一的道路上逐步扩大团结面。

  自1980年以来,我基督教全国两会给我的责任是负责同海外教会的联系。在这以前,我国教会同海外教会的联系几乎没有。有的只是海外少数基督教领导人的来访,或者是我国少数教会领袖以个人身份参加为数不多的基督徒国际会议。“文革”后十多年,我国教会同海外教会的联系发展较快。这是因为政府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丁主教多次精辟论断也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早在80年代初,丁主教提出“国际基督教界并非铁板一块”。这一论断针对当时情况,很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时国际基督教界确有一股反华势力,人数虽不多,能量却不小。他们在刊物上连篇累牍地攻击我国,把“文革”期间“四人帮”迫害宗教的倒行逆施同“文革”后政府“拨乱反正”后的局面相混淆,干扰视听,叫嚣大量偷运圣经等。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我国国内各方的关注,一度误认为他们就是国际基督教界的代表,使我们开展海外联系有不少阻力。丁主教的论断有力地纠正了这种误解,为我们同海外教会的联系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自的主旨是为我国教会取得“自我”,而“自我”只有同普世教会相联系才有意义。三自决不意味自我孤立。一个肢体脱离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身体,不能存活。中国教会应成为普世教会中一个更有见证的肢体。丁主教这一系列观点从神学上指导我们的海外联系工作,使我们摆正独立自主与普世联系的关系。只顾独立自主,反对普世联系,或者只顾普世联系而不坚持独立自主都是不可取的。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政治局势剧变。传到我国的信息是东欧教会在这次剧变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不得不引起我社会各界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国基督徒,怀疑我国基督教有朝一日在使我国“和平演变”过程中扮演主角。我国基督教由于历史上同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有过密切联系,为中国人民视为“洋教”。几十年的三自爱国运动大大改变“洋教”面貌,铺平了圣工发展的道路。如今受人怀疑,视为政治上潜在的敌人,岂非又是一次波折。丁主教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发现所传不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仗义执言,予以澄清。基本上扫清我国教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今年是丁主教八十寿庆之年,写下几点感受作为我庆贺丁主教高寿的心意。

  愿上帝在心灵与健康上不断恩待丁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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